更重要的是，前期Vale事故造成的影响已经开始在发运量上体现，RioTinto和BHP的发运量也同时出现了大幅下降，澳大利亚周度发运量从1600万吨以上的高位下降至1000万吨的水平，巴西周度发运量从600万吨下降至200万吨，而且国内的港口库存也开始出现拐点，单周降幅达到657万吨。
“这一阶段的上涨，一方面体现在减产预期的进一步强化；另一方面体现在减产预期已经开始在发运量和港口库存上初步兑现。”在马亮看来，与前两轮主要由预期推动的上涨不同，第三轮铁矿石价格上涨是由现货引领期货上涨。前期市场对于供给削减乃至对于供需缺口的担忧开始在现货上体现。
据记者了解，第三轮上涨是从5月15日开始至今，铁矿石期货1909合约6个交易日累计上涨129.5元/吨，涨幅达20.08%。
“其他因素也在加剧供需矛盾，例如，上半年国际市场发生了较大变化，日韩等 和地区受到Vale溃坝和RioTinto火灾减少供给的影响，加剧球团矿和罗泊河铁矿石需求的短缺状况；印度和伊朗等地区非主流资源，由于国内因素和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，发货量一般，导致非主流资源供给总体不足。”毛辉分析说。
沿海布局调整未到位。沿海一贯式生产，可大大降低钢铁生产成本，提高生产效率。首钢京唐、鞍钢鲅鱼圈等一批现代化沿海钢铁基地已建成投产，但多数企业战略布局还在调整中。
其次，柔性生产体制还未建立起来。目前我国生产结构严重失衡，长流程高炉炼钢占比过高，电炉炼钢仅占9%（世界平均水平为28%）。因此，造成产能调节能力差，不能灵活应对经济周期变化。
再次，与上下游企业合作协同效果差。宝武集团做了探索，但总体看，我国龙头企业的产业引领带动作用发挥不好，影响钢铁产业稳定发展。
，利用全球资源实现经营效益 化能力弱。一是没有建立稳定的海外原材料供应体制。我国铁矿石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达到91%（2017年），但海外权益矿非常少，权益矿年供应量仅占进口总量的8.3%（2013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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